《商标法》第44条“其他不正当手段取得注册”适用边界审视和思考

日期：2024-07-25

商标法对“其他不正当手段取得注册”条款的立法发展，经历了从无到有，从“相对兼绝对事由”到单纯“绝对事由”共存的转变。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1. “相对兼绝对事由”立法阶段。1993年商标法第27条，首次增设“其他不正当手段取得注册”条款，配套的《商标法实施细则(1995)》采用列举+兜底的方明确该条款情形，包括违反诚实信用原则，以复制、模仿、翻译等方式，将他人已为公众熟知的商标进行注册的；未经授权，代理人以其名义将被代理人的商标进行注册的；侵犯他人合法的在先权利进行注册的等。从立法体例和具体条文理解，该条款既适用于保护特定主体私益，亦未排除适用于保护公共利益，兼具商标无效的相对事由和绝对事由。

2. “绝对事由”与“相对兼绝对事由”立法共存阶段。2001年商标法第41条，首次以第一款和第二款分别规定绝对事由和相对事由，其中“其他不正当手段取得注册”与其他绝对事由并列。然而，配套的《商标审查及审理标准(2005)》依旧沿用了“相对兼绝对事由”阶段的审理标准，涵盖损害私益的相对事由和损害公共利益的绝对事由。从法律体系理解，该条款在司法机关与行政机关之间出现了不同立法基调的共存，导致适用分歧不断显现。

3. “绝对事由”立法阶段。自2013年商标法至2019年现行商标法第44条，“其他不正当手段取得注册”均与其他绝对事由并列规定，相关配套文件亦达成共识，明确该条款仅适用于损害公共秩序、公共利益以及公共资源等绝对事由。

根据现行《商标法》，以及配套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授权确权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2020修正）》第24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授权确权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2010）》第9条、《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商标授权确权行政案件审理指南（2019）》第17.5条等均规定，“以其他不正当手段注册”是扰乱商标注册秩序、损害公共利益、不正当占用公共资源或者谋取不正当利益等，对于只是损害特定民事权益的情形，则应适用商标法第45条相对事由及其他相应规定。

《商标审查及审理标准（2017）》就“以其他不正当手段注册”条款进行了具体的列举：（1）系争商标申请人申请注册多件商标，且与他人具有较强显著性的商标构成相同或者近似的；（2）系争商标申请人申请注册多件商标，且与他人字号、企业名称、社会组织及其他机构名称、知名商品的特有名称、包装、装潢等构成相同或者近似的；（3）系争商标申请人申请大量商标，且明显缺乏真实使用意图的；（4）其他可以认定为以不正当手段取得注册的情形。

结合其他司法案例总结，认定“以其他不正当手段取得注册”的主要考量因素包括：（1）被抢注商标知名度；（2）申请时间、申请数量、申请类别；（3）有无使用意图、能力和行为，是否基于正常生产经营需要；（4）有无囤积商标或通过转让等牟利意图和行为等。但该条款的考量因素大多难以确定化、量化，裁判标准难以统一，导致实践中易矫枉过正，正如上述案例所体现。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6）京行终5374号判决，就“其他不正当手段取得注册”条款的适用指出，应当采取审慎原则。具体而言，虽然在具体案件中系对诉争商标申请注册的情形予以规制，但实则是对申请注册人就诉争商标的申请注册行为予以的制止，特别是对于申请注册人通过囤积他人大量具有较高知名度的商标，主观上并无合理事由，客观上亦无实际使用意图，通过牟取不正当利益的相关申请注册行为，将直接对该申请注册人的相关注册行为所指向的商标产生影响。因此，在认定上述情形时，应当采取审慎原则，一方面对确属是以囤积商标进而通过转让等方式牟取商业利益为目的，大量申请注册他人具有较高知名度的商标，明显违背商标内在价值，并会对商标注册秩序产生消极影响，有碍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诚实守信经营秩序建立的行为，应当予以有效规制；另一方面也应当考虑中国采取商标注册制度，对商标本身的保护更多地考量商品或者服务来源的稳定性和对应性，而非相关主体对特定标志的垄断，故允许在不相类似的商品或服务上出现相同或近似的标志，这也是中国商标基本制度所决定的。故此，在对法律所规定的特定情形予以认定时，不能以动摇商标基本注册制度为代价，更应当予以严格认定。[2]

此外，“其他不正当手段取得注册”条款适用存在矫枉过正的风险，其背后也受到了商标审查和司法实践现实需求等背景因素的影响。

一是源于立法适用惯性。“其他不正当手段取得注册”条款在产生之初的性质为相对事由，依据该条款处理相对理由争议已经形成惯例，且抽象的公共利益也是不存在的，可能是私权益累积到一定程度而上升为公众利益[3]。

二是源于政策环境导向。为应对恶意注册、大规模抢注等不诚信行为，司法政策强调对恶意注册行为的打击。

三是源于商标注册管理收紧。早期商标布局保护策略表现为全类别申请布局，还会结合防御商标和联合商标的运用，然而如今商标资源日益紧缺，传统的布局策略逐渐不被推崇，商标注册管理在逐步收紧，不鼓励申请布局大量商标而占用公共商标资源。因此，“其他不正当手段取得注册”条款适用存在矫枉过正的风险，容易误伤他人合法注册商标。

由于“其他不正当手段取得注册”条款的绝对事由色彩，一旦正常经营的企业某一或某些商标被依据该条款而无效宣告，将会给企业打上“不正当扰乱公共秩序”之负面标签，进而对企业名下其他商标产生极强的无效宣告辐射效应、连锁反应，可能“连坐”大量已投入使用的注册商标导致失权。这将对企业经营活动、商标权利人信赖利益、商标注册秩序和市场经济秩序造成灾难性后果。因此，亟须警惕该条款被过度适用或者被“有心维权人”滥用。

具体而言，该条款适用应考察商标申请人主观目的、行为手段，并结合个案具体特点进行认定[4]，回归“不正当”的角度综合衡量。尤其对以下几个难以确定化、量化的重点问题，需作辩证看待和具体分析，避免该条款的适用矫枉过正：

商标法第44条“以其他不正当手段取得注册”绝对无效条款，具有强辐射效应和连锁反应，应结合个案具体情形审慎适用，回归商标注册制度，不得矫枉过正。对于正当使用且已投入大量社会资源使用的注册商标，应维护其已形成的商品或者服务来源的稳定性和对应性[7]，保护企业经营活动、商标权利人信赖利益、商标注册秩序和市场经济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