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8年起，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频频以维护国家安全、保护人权为由，加大了对我国企业的制裁力度，妨碍我国企业“走出去”的步伐。面对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中央高度重视合规管理工作，《中央企业合规管理指引（试行）》，《企业境外经营合规管理指引》《关于加强中央企业内部控制体系建设与监督工作的实施意见》《中央企业合规管理办法》等一系列政策指南、指引或部门规章陆续发布，回应了我国合规建设的需要。为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全面依法治国、依法治企的战略要求，国务院国资委及各省、市级国资委要求国企主动承担法治建设的任务，进一步完善企业内部合规管理体系，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同时也为其他企业的合规管理建设提供蓝本。

以深圳为例，其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的重要城市，在合规建设中始终走在全国前列：2019年5月，宝安区作为深圳首个企业合规建设示范区，被确定为全国首个信用标准化建设试点；2021年3月，《宝安区推动企业合规建设 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工作方案》正式印发，目标是到2022年区重点企业合规建设基本实现全覆盖，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初步建成全国企业合规建设示范区；2023年5月，深圳市国资委印发《市属国有企业合规管理体系建设指引（试行）》（深国资委〔2023〕96号）与《市属国有企业高质量推进合规管理三年行动计划（2023—2025年）》（深国资委〔2023〕97号），总结吸收了深圳市属国有企业合规管理首批试点经验成果，为其他企业建立健全合规管理体系提供针对性的指导计划，并部署了市属国企推进合规建设从2023年至2025年的三年行动计划，从“合规管理全面推广年”发展至“合规管理深化拓展年”，最后实现“合规管理巩固提升年”。

本次新《公司法》的出台正总结了此前中央与地方国有企业合规实践的宝贵经验，将合规管理从部门规章提升到法律层面，这亦昭示着国有企业的合规管理进入一个新时代。具体而言，新《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七条以法律形式要求国家出资公司“应当依法建立健全内部监督管理和风险控制制度，加强内部合规管理”。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加快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推动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在当前新发展阶段，国有企业通过有效构建合规管理体系，从各方面系统推进合规管理工作和依法治企能力，有助于不断提升国有企业的体系化、专业化、法治化合规管理水平，实现企业的高质量发展。

首先，新《公司法》取消了董事会人员上限的规定，并调整了公司需任命职工董事的情形。新《公司法》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董事会成员为三人以上，其成员中可以有公司职工代表”，而现行《公司法》规定的是“三人至十三人”。此外，第一百七十三条规定“国有独资公司的董事会成员中，应当过半数为外部董事，并应当有公司职工代表”，这表明国企改革三年行动中“半数为外部董事”的政策要求已上升至法律层面，从法律上明确加强了国有独资公司的董事会建设。

此外，新《公司法》进一步规范了董事会的议事规则，将部分现行《公司法》中股份有限公司的议事规则亦适用至有限责任公司。例如，新《公司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如出席人数不足或同意决议事项的人数未达到《公司法》或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股东会、董事会的决议不成立。该条在内容上吸收了《公司法解释四（2020修正）》第五条[4]，较之司法解释的规定删除了“导致决议不成立的其他情形”这一兜底条款，而是采用有限列举的方式，并同时进行了条文表述的优化。总的来说，现行《公司法》未对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会、董事会的法定人数、表决机制做过多约束，赋予 了企业较大的自治权，而新《公司法》对有限责任公司董事会的表决机制、会议法定人数均作出了明确规定，此种情形下部分企业原有规定的有效性可能将受到挑战。

新《公司法》就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是否可以不设监事会或者监事作出了相关规定，第六十九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可以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在董事会中设置由董事组成的审计委员会，行使本法规定的监事会的职权，不设监事会或者监事。”第一百二十一条规定：“股份有限公司可以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在董事会中设置由董事组成的审计委员会，行使本法规定的监事会的职权，不设监事会或者监事。”审计委员会制度是新《公司法》的新增制度建设，明确公司可以由审计委员会行使监事会职权，意在加强公司的财务监督机制。特别地，第一百七十六条规定：“国有独资公司在董事会中设置由董事组成的审计委员会行使本法规定的监事会职权的，不设监事会或者监事。”，该条主要针对国有独资公司目前监事会、监事职能行使缺位与监督能力受滞的问题，有利于进一步强化对企业内外部重大风险的防控力度，但有关审计委员会的职权、人员组成的独立性与专业性要求等实施细节有待后续配套立法的完善。

需要注意的是，新《公司法》的前述条款只是明确了公司可以不设监事会的情形，并不表示应取消企业的监事会机制。出于国资监管和法人治理完善的角度，我们建议专门委员会运作机制还不成熟的国有企业还是按照相关规定设置监事会或依照监事会的职权规定完善审计委员会的职权。

新《公司法》新增了有限责任公司董事会成员为三人以上时即可设置公司职工代表的规定，并明确职工人数三百人以上的有限责任公司应当有职工董事。第六十八条明确了“有限责任公司董事会成员为三人以上，其成员中可以有公司职工代表。职工人数三百人以上的有限责任公司，除依法设监事会并有公司职工代表的外，其董事会成员中应当有公司职工代表”。第六十九条明确“公司董事会成员中的职工代表可以成为审计委员会成员。”第一百三十条规定：“监事会成员为三人以上。监事会成员应当包括股东代表和适当比例的公司职工代表，其中职工代表的比例不得低于三分之一”。就国有企业的职工董事/监事设置事宜，如国有企业的董事会成员在三人以上，可根据实际情况选择董事会中是否设置职工董事席位；如国有企业的职工人数在三百人以上，除依法设监事会并有公司职工代表的外，其董事会成员中应当有公司职工代表。此外，基于新《公司法》中增加了公司董事会成员中的职工代表可成为审计委员会成员的机制，亦提高了对职工董事专业能力（特别是与财务、内控、合规、审计等方面相关的专业技能）的要求。

我们的合规观察与思考

综上所述，新《公司法》考虑到中小企业的特殊性，进一步简化了公司治理的组织结构相关规定，有利于降低企业内部交易成本，实现最大化的经济效益。一方面，国有企业可主动发挥自主性，根据实际情况自主调配股东会、董事会、经理三层结构的权限，通过优化治理结构以进一步提升管理效率；另一方面，由于新《公司法》明确了董事会和经理的权限可基于公司章程约定及内部授权情况进行延展，不排除未来实践中董事会及总经理的职权可能出现过度扩张的情形，所谓“一切不受约束的权力必然腐败”，这也从侧面印证了内部合规管理的重要性。因此，我们建议国有企业建立合规意识牢固、组织体系健全、职责分工明晰、工作流程规范、机制运行顺畅的管理机制，董事会及总经理也应在董事会、总经理权责清单的规制下行使职权并更加注重行为符合公司的相关合规管理规定。

其次，基于股东会法定职权、经理法定职权、董事会议事程序等规定多有变化，我们建议国有企业参照新《公司法》的相关规范进一步完善修订内部有关公司治理方面的规章制度。例如，国有企业可尝试在公司章程中规定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召开会议和表决可以采用电子通信方式，此举将大大提高企业决策与执行效率，并使决议程序又不失规范。

此外，鉴于合规性指向与企业合规管理性质上的高度契合，加之独立性特征和专业胜任能力，使得审计委员会能够天然适应并担当起评估和监管合规管理工作的职责。实践中，当代社会审计业务越来越多扩展到反贿赂、反洗钱、税务稽核和数据安全等专项合规领域，在企业合规管理发挥更大作用；国家审计也更加重视合规性目标，剑指合规管理建设[5]。因此，我们理解，企业合规管理建设应当十分重视并充分发挥审计委员会的职责作用，建立有效的衔接机制协调好内部审计与合规管理的良性互动关系。具体而言，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

（1）在人员设置方面，可考虑将审计委员会和合规委员会的成员进行交叉任职，这种做法具有一定的可行性，因为审计委员会须由董事构成，而合规委员会通常也在董事会下设并具有一定比例的董事，从人员背景上具有交叉重合性，部分成员在财务、内控、合规、审计等方面相关的专业技能具有较好的相通性，董事同时在审计委员会和合规委员会任职有利于企业合规管理工作得到有效监督，加大企业内部信息和资源协同；

（2）审计委员会除承担监事会的工作职责外，还可考虑将合规管理体系的建设成效以及合规风险防控效果可考虑成为国有企业内部审计的一项重要内容，与合规委员会共同探索创新合规管理审计的新方式、新办法，拟定并依据适当的审计标准对合规管理单独进行审计。

首先，新《公司法》进一步强化了股东出资不足或出资不实的责任，这主要体现在第四十九条明确了未按期足额缴纳出资的股东应当对给公司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第五十条在现行《公司法》第三十条的基础上，将公司设立时股东未按照公司章程规定实际缴纳出资的情况补充规定为公司设立时股东出资责任的触发情形之一，并在文义上进一步明确了公司设立时的其他股东与出资不足股东在出资不足的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

其次，新《公司法》第五十一条规定董事会催缴职权的同时，亦设置了怠于行使催缴职权的董事对公司的赔偿责任，第五十二条增加规定了董事会发出书面催缴书的程序、股东失权程序、股东失权后相关未缴纳出资股权的处置程序、异议失权股东诉讼救济等内容。

第三，新《公司法》第五十三条在原基础上增设规定了相关股东对抽逃出资的返还责任，以及相关责任主体对公司的赔偿责任与赔偿范围，并将抽逃出资的责任主体从股东扩大到股东及负有责任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此外，新《公司法》第五十四条增加规定了股东出资加速到期制度，只要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公司或到期的债权人即有权请求股东出资加速到期，相较于《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规定的出资加速到期制度，其适用门槛有所降低。

新《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条新增了董监高的关联交易报告义务和公司内部决策程序，并规定了关联董事的回避表决机制。另外，该条还同时将董监高的近亲属及其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企业和其他关联人等也纳入关联交易的监管范围。第一百八十四条还规定，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自营或者为他人经营与其任职公司同类的业务时应履行报告义务并经股东会或董事会决议通过。

值得注意的是，前述规定正与新《公司法》同日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二）》（以下简称《修正案（十二）》）形成了有效联动，共同组成打击腐败的法律武器，惩治企业内部人员利用职务便利进行非法利益输送以及损害企业利益的行为。具体而言：（1）《修正案（十二）》较之原文和草案，有关国有公司的涉案主体明确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调整至与新《公司法》的表述一致；（2）《修正案（十二）》并没有直接将经营同类营业和亲友间关联交易的行为直接作为犯罪处理，而是强调了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6]和为亲友非法牟利罪[7]“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构罪前提，这实现了《刑法》与《公司法》之间的有机协调统一。

新《公司法》第一百九十一条增加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因执行职务致害需对外承担赔偿责任的规定，确立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侵权有限替代责任，这对完善经营管理人员责任制度具有重要意义。作为最常见的经济组织，公司属于《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十一条的用人单位，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则属于第一千一百九十一条中的工作人员。但新《公司法》并没有延续《民法典》的完全替代模式（即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完全由用人单位承担责任），而是采纳了有限替代模式（即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执行职务时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给他人造成损害时，其责任不再被公司完全替代）。因此，在新《公司法》实施后，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管理层成员都应和公司一起对外承担赔偿责任。

我们的合规观察与思考

综上所述，新《公司法》在公司董监高合规履职的义务和责任方面进行了完善和加强，对“董监高”履职的义务和风险影响巨大。结合以上变化，我们针对国有企业的董监高履职合规事宜提出以下合规建议：

1. 就关联交易与同业竞争监管事宜，我们建议国有企业在公司章程条款中落实股东会、董事会对关联交易以及同业经营行为决策权限的划分以及表决机制，确保前述相关义务主体按照新《公司法》的规定履行报告及内部审议获批义务。其次，国有企业在对外股权投资项目中，可争取让拟参股企业现任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充分披露其名下（以及该等人员的近亲属名下）对外投资企业清单，或就潜在同业竞争以及通过关联交易进行不正当关联交易等行为设置针对性的违约责任条款，从而更好把控投资后公司运营管理风险；

2.我们建议国有企业的董监高在履行自身职务时应获得国资的授权，并充分执行应有的集体决策流程，在表决时应从公司实际经营管理和风险防范的角度出发，做到程序合法合规，决策有理有据，避免被定义为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同时，我们还建议国有企业向参股公司委派董事时，应当特别重视并关注扩大化的董事责任，并通过法务人员或外部律师充分了解合规义务的具体要求和违规的法律后果；

3. 我们建议国有企业可以顺势在内部建立以董监高为核心的个人监督与责任惩戒制度，通过纠正过错人员的不端行为来化解企业未来潜在的违规风险。同时，我们还建议公司应建立健全董监高的长效培训机制，加强对其管理能力、合规运营能力、公关能力、法律素养的培训工作，以进一步提升他们的合规意识。

我们理解，中国法治建设的不断深化推动国有企业贯彻落实依法治企战略，要求国有企业从理念到实践都与时俱进，真正落地有实效的合规管理体系，并全方位提升公司的合规治理水平。

综上所述，新《公司法》的修订为国有企业提供了更为清晰的发展路径和更高的合规标准。这不仅有利于国有企业更好地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提升自身治理水平，还可以加强国有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的活力和竞争力，促进国有企业改革向纵深发展。同时，新《公司法》的出台也为国有企业提供了更为规范的法治环境和更为稳定的市场秩序，为国有企业在市场经济中的健康发展提供了更为可靠的法律保障。

通过《公司法》的这次修订，我们期待国有企业能够在党的领导下更加注重合规管理和社会责任，并在法治的框架下进一步改革创新内部治理结构、加强董监高的监管、保护股东权利等，不断提升合规意识和合规水平，以更具活力和竞争力的发展为我国经济持续增长注入更强劲的动力。